解说：随着树村和霍营的先后拆除，再加上传统唱片业的不景气和生活成本的提高，一些老乐手选择了离开和转行。张宇所在的乐队也进入了成员频繁更换的时期，当年和他一起闯天下的朋友都陆续的离开了。

张宇：那些元老吧已经都不在了，因为我们在中国是一个更换成员比较频繁的一支乐队，更换了很多，现在都是一批新的年轻人在乐队里。我们乐队来说就是自己忙自己的生活，做自己的事，我就是这家雷鬼堂的店，像其他的有一些剪视频，给电视剧什么配音效，电影配音效，还有一些其他接自己的活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出啊，包括教学生啊，都是这些。

解说：虽然近几年乐队演出的机会挺多，人员也开始稳定，但要是有比较好的收入还是有一定难度，几年前张宇和女友开了这家店，希望能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。

曾子墨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很多人慢慢地离开了、放弃了。

黄燎原：很多这样的，其实摇滚圈也说过这个话，就是说有的人离开了，然后放弃了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，他们已经为此奋斗过了。因为人总要有其他的选择，而且我觉得衣食温饱确实还是第一的选择，就当你衣食温饱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。

曾子墨：看到有人放弃或者说摇滚乐不景气的时候，你会痛心吗？

黄燎原：因为摇滚乐已经很艰难了，我从看着一路走来，我觉得在摇滚乐身上发生什么事都是正常的。我经常跟媒体说，我说中国摇滚乐发展这么慢，主要就是媒体造成的，我觉得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。摇滚乐经常发起赈灾义演什么的，媒体也不去报，然后摇滚乐什么窦唯烧个车上头条了，然后把摇滚乐妖魔化，说摇滚乐什么群交，说什么毒品，其实这些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，你是粮站的菜站的都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你非要把它安到摇滚乐身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。

解说：近几年摇滚乐队的人员构成和乐迷的参与群体发生很大的变化，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群体，新一代年轻的乐队选择了与他们前辈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很多人都有正当的职业。大毛是年轻乐队的吉他手，是一个80后，他在一家旅行社工作。

大毛（年轻乐队吉他手）：我们这个还是以工作为主嘛，音乐毕竟只是我们生活业余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，只是发挥一个我们的爱好。我们这个乐队的几个人呢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，各自的生活，我们觉得摇滚乐只是一种精神状态，就像我们也是把这种精神状态在工作中，平时生活中也会表达出来。

解说：大毛把他们的乐队称为业余乐队，他说音乐是工作和生活的最后一位，不用音乐来养活自己才能真正的去表达一些自己的东西，更随行一点。

曾子墨：今天的中国摇滚乐呢，和过去相比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？

黄燎原：我觉得今天就是变得百花齐放，基本上西方摇滚乐有的形式我们也都有了，而且现在我们可能从更多的从模仿变成了自我创作，但是整个的局面都还不是打得特别开，虽然现在音乐节已经变多了，但是真正能够上舞台的，能够拿得出来的其实还是那几个乐队。

曾子墨：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呢？

黄燎原：商业角度现在还不是很好，但是假如说像谢天笑、痛痒、二手玫瑰这种档次的乐队，生活算是小康，或者说还不到小康，就说能生活了，也算是衣食无忧了。但是再年轻的乐队或者说还有一些老乐队，其实生活还是挺艰难的。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处于贫困的状态。

解说：阿彬和大毛同在一个乐队，他是乐队的鼓手，他说乐队参加音乐节的机会不多，只能参加一些小型的演出。他简单的给乐队算了一笔账。

阿彬（年轻乐队鼓手）：比方说一个专场，一个Live  house的专场，一场可以得到费用是三到五千，然后一个月演两场的话就是六千到一万大概这个收入，然后水电房屋这种费用一个月就要占去两千左右吧，两千大概就是乐器的保养啊，还有设备更换，所以一个月基本上就持平。大概每个人拿到手的基本上只有打车钱，还有吃饭钱。

张宇：演出对于我们的生活可以支撑，但是你说活的多好是不太可能，因为环境在这，摇滚乐在中国好像就是这样嘛。从小你得熬，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有自己的努力，熬到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了。

梁龙：是这样的，任何一种理想也好，或者一种信仰也好，它一定需要一个左左右右的扶持，对吧。在摇滚乐这么多年从来没得到扶持的情况下，它能坚持下来，我认为这首先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

男：大哥你玩摇滚，你玩它有啥用啊？

解说：在我们的走访中，很多年轻乐队认为在未来的职业化道路上，他们会比前几代摇滚人更加的艰难，一些年轻乐队不再把“批判性、革命性”作为创作的基础，他们认为时代已经变了。

曾子墨：今天的中国摇滚乐有足够的思想性、批判性、革命性吗？

黄燎原：我觉得其实有，中国摇滚乐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足够的营养给你，甚至不比文学界少。

曾子墨：给我们举个例子，像您所谈到今天中国摇滚依然存在的批判性，革命性比如说体现在哪？体现在哪首歌，什么歌词？

黄燎原：我还是来说二手玫瑰吧，二手改过两句古诗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二手写的叫。

男：乡间的酒肉它臭了，北京冻死骨啊。

黄燎原：他实际上讲了一个现象，就说其实有钱的人慢慢都在乡下去买了别墅，城市里挤满了打工的人，实际上他是讲现代生活，但是他并没有批判富人的这个观点。这个就是跟上一代摇滚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在他的歌曲中隐含了对社会的批判，但是他同时还歌颂了某种美好的世俗生活。这是跟原来都是打倒打倒，革命革命这样的摇滚乐是完全不一样。

梁龙：一个没有批判的摇滚乐队就不称其为摇滚，对吧。你作为摇滚乐的一个创造者，一个艺术家，你必须首先具备批判精神，这是一定的，那么关于主流的这种摇滚的文化运用，我认为我们也大可不必深究，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摇滚乐创作者你必须永远提出置疑和问题。

解说：梁龙是知名乐队的主唱，1994年开始做摇滚梦，2000年开始混迹于这种梦想里的摇滚圈，做摇滚乐队也已经有13个年头，他说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摇滚乐队出专辑或演出一直面临比较严格的文化审查，这有些让他不可理解。

梁龙：这个监管机构我认为还是很可笑的，甚至很愚蠢的。就是你又希望你的孩子好，但是你又不想让孩子做这样那样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变态的行为。

曾子墨：除了出专辑要被审查之外，像你们每次音乐节的演出或者是比如说live  house里面演出，包括演唱会歌词都要被审吗？

黄燎原：都要被审，现在不光是审歌词，还要审视频呢，就说你原来的现场是什么样，还要审这个。就说可能有一些说脏话，提醒你一下别说脏话了，比如说你这个脱衣服，别脱了，也没那么热什么的。其实有时候文化官员有的也挺客气的。我有时候也很理解他们，他们做一些在他们那个职位上应该做的事情。

解说：黄燎原说回想起很多往事，感觉有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在暗中帮助并保护了摇滚乐，时间长了才知道应该感谢的人是什么人。

黄燎原：有一年华东水灾，我们去做赈灾义演，就去一个地方报批，然后这个官员就说你这个怎么可能呢，就说别添乱了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天灾了，不需要再有人祸。就特别气人，当时差点抽他，后来就走了，到了当天晚上，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，说告诉你们这个事是肯定没法演，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民政部的批文。啪就把电话挂了，后来我们突然一想这个人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去拿一个民政部的批文就可以了，后来他们最后也给批了，那个官员他实际上不能直说，但是他提醒你，你要去做什么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只是他在其位，他不能直说这个话。

曾子墨：和国外的摇滚乐相比呢？我们之间的差别或者差距是什么？
 
黄燎原：其实在国外的乐队，除了像U2这种特别政治化的乐队，特别关怀性的乐队，其实很多乐队就已经不再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乐队了，基本上都是变成流行乐队。然后他们也讲述一些身边的事，有时候也写点什么东西，但是就是批判性没有中国摇滚乐那么迫切和强烈。因为中国摇滚乐还是有一种比西方更迫切的批判性的义务和责任。在西方因为体制相对比较完善，大家可能进入了一个生活流，就是我们还在发展中，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。发展中国家就是一边批判一边成长，没有批判了就成长不了我觉得。

曾子墨：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土壤，导致了音乐本质上的一些差别。

黄燎原：对，我觉得是跟体制有关系的。

曾子墨：黄燎原说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时刻保持对世俗生活的警惕，因为世俗生活实在太强大、太诱人，我们满怀喜悦地接收诱惑，但又不要忘记自己旁观的身份和责任，这也许就是摇滚乐在这个时代的意义。
 
资料来源：凤凰卫视
整理编辑：拨片网 lil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