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 专访：崔健谈当代文化三十年
他是一名从不抽烟，从不喝酒、没有刺青的 “摇滚教父”。
每天，崔健早上5点睡觉，下午2点起床。这样的作息，他保持了30年。此外，他还喜欢游泳，每周一两次，每次一千米。有时，甚至半夜两点去游泳。
“做音乐的人都这样，认为早睡觉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，早起床是对生命的透支。所以，我调整了自己的作息。”
崔健皮肤白皙，没有毛孔，多少和他 51 岁的年龄不太相称。不过，皮肤的白，透着常年呆在屋子、晒不到太阳的微凉。
有人曾在媒体上评论，崔健明明已经变成知识分子了，甚至还有人说他过的简直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。
崔健听了这些说法，觉得好笑，也不多解释，“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一种思想方式，是两回事。”
生活中的他和舞台上的他有两张不同的面貌，和那些挥洒在音乐里的愤怒相比，生活中的他其实很平和，说话声音也不大。
尽管他会不高兴人们说他是一个“摇滚歌手”，或者“唱摇滚的”，甚至“super star”，因为你可以侮辱他，但不能侮辱摇滚乐。在他心中，摇滚是神圣的。就好像乐评人张晓舟说的，“崔健对摇滚乐太较真了，太把摇滚乐当一回事了。”但如果不是这样，崔健还能是崔健吗？在上海，主办方安排媒体访问，一轮轮的采访直到深夜 11 点。一名刚入行的女记者因为紧张忘记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，停下来尴尬地在采访本上搜寻。他在低低的帽檐下，忍不住微笑，等对方再继续时，他再认真地回答。
9 月 29 日起，崔健全国巡演从深圳始，遍及大连、北京、上海和西安等地，将持续整整一年时间，12 月 24 日的上海站，是崔健在二十年后再次在上海登上大型舞台。他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巡演还是 2009 年。
这几年里，他曾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，比如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，举办摇滚和古典的跨界演出。
他把个人巡演和明年创作的电影的名字都命名为“蓝色骨头”。这是他的一首歌的名字，他格外喜欢蓝色这个意象，他曾在这首歌里写道：“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/要么我选择孤独/要么我选择堕落/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/看起来却像是忍受/只有无限的感觉/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/爸爸，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/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/因为我的骨头是蓝色。”这首歌曲创作于 2005 年，那一年，他 44 岁。
崔健已经进入蓝色时代，他不再是二十世纪的红，而是二十一世纪的蓝。
# 孤独的力量
10 月 22 日，崔健受邀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。一同出现的还有罗大佑。当时，这位“台湾音乐教父”带了经纪人、男助理、女助手等人。相形之下，“中国内地摇滚教父”崔健显得有点寒酸，或者说，毫无排场而言。他的整个团队只有经纪人和造型师两个人。经纪人尤尤跟了他十年，更多时候，崔健都是一个人。
崔健的衣服也很简单。一个月之内，记者和他见了四次。每次，他都穿着同样一件外套——黑色中山装，这是设计师枫翎为他设计的。崔健不穿商店里买的衣服，曾有大牌的时尚品牌送衣服给他，或者经纪人带他去名店逛，他都不喜欢，因为那些都没有崔健风格。他有几个固定合作的设计师，枫翎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件衣服里有一些他自己的创意，比如袖子上民族风的绣片，衣沿处滚边的中国红元素，都是他提出来让设计师加上的。
头上那顶红五星的白帽子几乎成为他的标志，他戴帽子的历史久到连经纪人都不太记得具体的年份，似乎从人们认识他起，那顶帽子就再也没有摘下过。其实，他并不是要刻意营造某种强烈的个人印记，记者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换造型，他回答，“也不是一定要戴帽子，我也尝试过其他的，只是到后来，觉得还是这顶帽子最习惯，最自然。”
当天，罗大佑早到，正站在休息室中央和作曲家谭盾、指挥家余隆等人聊天。崔健走了进去，冲大家点点头，然后，一个人默默地在角落里坐下。
崔健低头看手机。在他一米远处，罗大佑、谭盾、余隆几人相谈甚欢，不时爆发出笑声。崔健没有抬头，他四周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屏蔽圈，无论多高的声浪传过来，都被一一挡在外面。
这样的场合，崔健显得有点不合时宜。他不擅长寒暄，更不喜欢寒暄。前一天晚上，国际音乐节请嘉宾一起吃饭，也是类似的场景。
罗大佑、谭盾、余隆等人能言善道，滔滔不绝，聊得热烈，唯独他话很少。大多数时候，他都在安静地听，只有问到他了，他才说几句。
平时，崔健声音不大。无论人多人少，更像在自言自语，他人需要集中精神，才能听清楚。
但一到了舞台上，崔健像变了一个人，音量高得震人，所有的肢体动作，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来。
小时候，崔健不善言谈，不太会说话，甚至有点口吃。后来在记者的逼问下，才有了一点点的演讲能力，“但迄今为止，如果让我说客套话，我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。”
当天，记者问罗大佑对崔健怎么看，罗大佑绕了过去，“不需要问罗大佑怎么看崔健，崔健怎么看罗大佑。这太私人化了，太小格局了，如果非要回答，那罗大佑当然喜欢崔健，崔健当然也喜欢罗大佑咯。”
同样的问题，记者抛给崔健，问他如何看罗大佑，崔健花费了十多分钟认真回答。他不吝赞美，“罗大佑的音乐曾经对中国摇滚和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，他影响了很多人，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，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。”
有一个故事曾在圈内流传。2008 年汶川地震后，北京摇滚音乐圈曾组织过一次赈灾义演。一位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后，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后压轴演出，否则不参演。崔健听了之后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同意了。
前段时间，崔健意外地出现在《中国好声音》的选秀节目决赛中，但这档节目的录制，崔健事先并不知情。
他只接到那英的一个电话，说有位年轻人很希望见见他。于是，他答应了，他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梁博，更不知道会跟着一架摄像机。开播前，《中国好声音》节目组就曾邀请他担任评委，他是第一人选，给出的条件也十分丰厚，但他拒绝了。
记者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状态，他引用了周国平的话来回答，“周国平说，一个没有社交能力的人，是能力上的缺陷，但一个没有孤独能力的人，是灵魂上的缺陷。一个人静的时候能够保证你思想的自我梳理，你会感觉自己像吸氧一样。”
# 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，但不愿重复自己
B：王朔曾经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我想、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，就听崔健的歌。对你来说，你的精神食粮是什么？
C：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话了。我觉得一切靠时间吧。在某一段时间里，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精神食粮。当你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，也会得到灵感。当你对一个东西有持续性关注的时候，也可能会得到灵感。
B:今天和罗大佑同台，他被称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之父，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？
C：我愿意说罗大佑对我的影响，因为他做音乐比我早。我听大佑的东西不多，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摇滚和乡村音乐结合，加上他用中文演唱，他的音乐中的朴实感，我之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中文歌曲。而且他给我和周围的人带来一种严肃的话题，人们愿意谈论他的歌词，讨论他的演唱方式。而且，他不做作，在严格的制作后面还有很多东西，就像鲍勃·迪伦一样，你永远会讨论他的音乐，但不会去讨论唱片的封面，谈论谁是制作人，而是关心他的音乐的意义。
B：在你看来，罗大佑的意义是什么？
C：现在，大陆还有很多人在说罗大佑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，我认为他是把歌曲从文学、旋律的组合上升到一个特别严肃和庄重的层面，他让流行音乐可以讨论历史、政治，甚至身世。他影响了很多人，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。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。也许我们说的北调，对罗大佑所谓的南腔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谈论的那些东西，探讨的自我，好像有一定的突破感，我们在大我中找到了小我。比如我在《一无所有》中谈论的我，就是小我。和“我是一个兵”，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里面的那个“我”是不一样的，当时我提出小我，在大陆引起很多人共鸣。但我相信在当时的香港或者台湾，这种概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他们已经在谈论自由了。这就是西方音乐里面的我，和大陆土生土长的那个我，碰撞了一个点。
B：摇滚乐是对流行音乐本身的反叛，还有对广泛的社会文化的抗议。
而摇滚要得到传播发挥它反叛的价值，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青年一代，要让他们有共鸣。就如同你的音乐，曾经让整个 80 年代的青年一代都有共鸣。那现在你怎样让年轻人有渠道接受到你的音乐？或者说怎么和他们去交流？
C：如果从时尚的角度来说，我没什么可以和现在的年轻人分享的。我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才可以和年轻人分享，但当我捕捉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没必要硬要去分享什么。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人采访一个艺术家，他说，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，但不愿意自己重复。我非常认同这点。
B：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崔健或崔健的音乐已经过时了，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年轻一代？
C：其实我发现年轻人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，比较冷漠。比如他开车在路上，旁边有辆车停下来，前面躺着一个人，他完全不关心发生了什么，那个人死了没有，他就直接开过去了。现在的年轻人选择比较多，本身没有什么渴望，对自己眼前的东西产生厌恶的时候，对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有一种期待和更新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，也许老的东西也会有新鲜感。现在有不少年轻人，我发现他们并没有从时间上去划分年代。当很多年轻人共同去听一个老的东西的时候，这个老的东西就变成时尚了。
B：提到时尚，你怎么看 Lady gaga 和鸟叔？
C：消费者无论选择 Lady gaga 还是鸟叔，都是消费者的权利，摇滚乐再怎么有内容有想法，但它不是政治音乐，不能强加于人，它是给人选择的。Lady gaga 的东西里视觉化和舞蹈化的东西比较多，而鸟叔就是一个舞蹈，他透着一股中年男人的坏劲，给人带来轻松的感觉。
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，Lady gaga 我看得不多，但她的造型可不是一个基本的流行路线，她还是很大胆的，传达的信息还是有突破的，引领时尚和跟随时尚是有本质的区别。跟随时尚是对现实的逃避。
B：你会担心和现在的年轻人失去交流的管道吗？
C：我们自己刻意去交流是没有用的。我知道做作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。我们始终在坚持表达自己的同时，并不是为了赶时髦。很多人批评我，说我唱 hip-hop 是为了赶时尚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我唱 hip-hop 时，时尚还没有出现呢。当时美国的 hip-hop 还是地下音乐呢。流行音乐像时装一样，可能在最开始没有被媒体重视，不能批量生产，观众在市面上看不到，他们会认为这东西失败了。我相信有很多东西，被时代忽略的那一刹那，变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我觉得并不太担心。因为演出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柱，所以我可以不断地在我的演出中推出这些音乐，这些没有被人们理解的音乐。
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电影，因为电影音乐是可以滞后的。《迷失的季节》就因为《黄金大劫案》重新又火起来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电影音乐可以保留一些东西，可在以后释放出来。
B：你觉得摇滚乐可以解决什么东西？
C：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生活在坏时代里，没有人有权利这么说。你只能说自己是个弱者，或者被时代打败了。有很多人想借我的嘴来证明他的观点，很多人觉得自己生不逢时，但人其实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在作品里，比如我创作《迷失的季节》，当我写完的时候，其实纠结和不满，都已经在作品里。
# 我不想要的名利，也不是名利
B：你有喜欢的艺术家吗？
C：我自己不太懂画，但绘画表现了强烈的时间和价值压缩。我可能没办法感受到绘画中的直观力量，我更喜欢电影传达的力量。张晓刚的画我当然喜欢，我的电影里也有张晓刚的画里想表达的情绪，那种伤痕美。我觉得表达伤痕是一个真正的态度。没有人说自己的价值是和历史成反比的，面对自己的伤痕和历史，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价值。
B：你觉得当代艺术的价值应该怎么评定？
C：我觉得当代艺术市场是有条件的，它的持续价值会逐渐被质疑。当代艺术品可能会很快贬值，真正能挤出来的有能量的东西还是很少。但这个也是遗憾，是时代的遗憾。中国有 13 亿人口，我们有价值的艺术品真正屈指可数，甚至没办法和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比。
B：这么多年从来不代言，没有站上所谓的主流大舞台，这种坚持其实很难，因为你会失去很多。比如主流带给你的机会，比如更多的名利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
C：我做过一些平衡，比如有的广告他们用我的歌，我的演唱会也会和赞助商合作，我并不是反对商业。你知道改变的话，会给他们很大的面子。比如谁谁从来不代言从来不做什么，但是后来做了，就是为了改变。但我把握平衡把握得很严格，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，就希望在创作上更完美一些，或者努力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多一些，让我自己内心好接受这个事情。
我并不是反对商家反对商业，我是在乎艺术家的主动性有多少。现在来说，最好的形式是演唱会。如果做代言的话，几乎都是被动的。当然我现在也发现，也有一些很好的广告，一点都不给艺术家丢份。我看滚石乐队给LV做广告，旁边放着一个大箱子，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。做广告是双方追求的价值在碰撞中的平衡吧，我到现在不愿意这样做，有些原因也是我对物质没什么追求。我不想通过这个赚钱。有人说，当钱只是存在账户里，钱不是钱，你花的钱才是真的钱，当你没有想法去花的时候，这个钱不是钱。我的物质欲望是很少的。很多人见我面，说我是唱歌的，是摇滚歌手，甚者说我是super star，他会以为你的生活方式也是那样的。我对自己的定义是我要好好创作，做音乐，我惧怕被别人关注。
B：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，改变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你的坚持，可能会失去一些主流的机会？
C：实际上威胁和诱惑在摇滚乐上体现的只是演出机会和曝光的机会，只有在这方面，我们才能和主流做交易。你要我去假唱，确实有效，但我不去，也只是失去了一些演出机会而已。但这些机会你仔细一想，也不是机会。因为你要是假唱一次得到的机会，剩下的一百个机会，起码有 50 个都会要求你假唱。我不想要的机会就不是机会，我不想要的名利，也不是名利。
资料来源：大麦摇滚
编辑整理：拨片网 饶可
每天，崔健早上5点睡觉，下午2点起床。这样的作息，他保持了30年。此外，他还喜欢游泳，每周一两次，每次一千米。有时，甚至半夜两点去游泳。
“做音乐的人都这样，认为早睡觉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，早起床是对生命的透支。所以，我调整了自己的作息。”
崔健皮肤白皙，没有毛孔，多少和他 51 岁的年龄不太相称。不过，皮肤的白，透着常年呆在屋子、晒不到太阳的微凉。
有人曾在媒体上评论，崔健明明已经变成知识分子了，甚至还有人说他过的简直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。
崔健听了这些说法，觉得好笑，也不多解释，“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一种思想方式，是两回事。”
生活中的他和舞台上的他有两张不同的面貌，和那些挥洒在音乐里的愤怒相比，生活中的他其实很平和，说话声音也不大。
尽管他会不高兴人们说他是一个“摇滚歌手”，或者“唱摇滚的”，甚至“super star”，因为你可以侮辱他，但不能侮辱摇滚乐。在他心中，摇滚是神圣的。就好像乐评人张晓舟说的，“崔健对摇滚乐太较真了，太把摇滚乐当一回事了。”但如果不是这样，崔健还能是崔健吗？在上海，主办方安排媒体访问，一轮轮的采访直到深夜 11 点。一名刚入行的女记者因为紧张忘记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，停下来尴尬地在采访本上搜寻。他在低低的帽檐下，忍不住微笑，等对方再继续时，他再认真地回答。
9 月 29 日起，崔健全国巡演从深圳始，遍及大连、北京、上海和西安等地，将持续整整一年时间，12 月 24 日的上海站，是崔健在二十年后再次在上海登上大型舞台。他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巡演还是 2009 年。
这几年里，他曾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，比如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，举办摇滚和古典的跨界演出。
他把个人巡演和明年创作的电影的名字都命名为“蓝色骨头”。这是他的一首歌的名字，他格外喜欢蓝色这个意象，他曾在这首歌里写道：“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/要么我选择孤独/要么我选择堕落/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/看起来却像是忍受/只有无限的感觉/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/爸爸，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/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/因为我的骨头是蓝色。”这首歌曲创作于 2005 年，那一年，他 44 岁。
崔健已经进入蓝色时代，他不再是二十世纪的红，而是二十一世纪的蓝。
# 孤独的力量
10 月 22 日，崔健受邀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。一同出现的还有罗大佑。当时，这位“台湾音乐教父”带了经纪人、男助理、女助手等人。相形之下，“中国内地摇滚教父”崔健显得有点寒酸，或者说，毫无排场而言。他的整个团队只有经纪人和造型师两个人。经纪人尤尤跟了他十年，更多时候，崔健都是一个人。
崔健的衣服也很简单。一个月之内，记者和他见了四次。每次，他都穿着同样一件外套——黑色中山装，这是设计师枫翎为他设计的。崔健不穿商店里买的衣服，曾有大牌的时尚品牌送衣服给他，或者经纪人带他去名店逛，他都不喜欢，因为那些都没有崔健风格。他有几个固定合作的设计师，枫翎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件衣服里有一些他自己的创意，比如袖子上民族风的绣片，衣沿处滚边的中国红元素，都是他提出来让设计师加上的。
头上那顶红五星的白帽子几乎成为他的标志，他戴帽子的历史久到连经纪人都不太记得具体的年份，似乎从人们认识他起，那顶帽子就再也没有摘下过。其实，他并不是要刻意营造某种强烈的个人印记，记者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换造型，他回答，“也不是一定要戴帽子，我也尝试过其他的，只是到后来，觉得还是这顶帽子最习惯，最自然。”
当天，罗大佑早到，正站在休息室中央和作曲家谭盾、指挥家余隆等人聊天。崔健走了进去，冲大家点点头，然后，一个人默默地在角落里坐下。
崔健低头看手机。在他一米远处，罗大佑、谭盾、余隆几人相谈甚欢，不时爆发出笑声。崔健没有抬头，他四周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屏蔽圈，无论多高的声浪传过来，都被一一挡在外面。
这样的场合，崔健显得有点不合时宜。他不擅长寒暄，更不喜欢寒暄。前一天晚上，国际音乐节请嘉宾一起吃饭，也是类似的场景。
罗大佑、谭盾、余隆等人能言善道，滔滔不绝，聊得热烈，唯独他话很少。大多数时候，他都在安静地听，只有问到他了，他才说几句。
平时，崔健声音不大。无论人多人少，更像在自言自语，他人需要集中精神，才能听清楚。
但一到了舞台上，崔健像变了一个人，音量高得震人，所有的肢体动作，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来。
小时候，崔健不善言谈，不太会说话，甚至有点口吃。后来在记者的逼问下，才有了一点点的演讲能力，“但迄今为止，如果让我说客套话，我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。”
当天，记者问罗大佑对崔健怎么看，罗大佑绕了过去，“不需要问罗大佑怎么看崔健，崔健怎么看罗大佑。这太私人化了，太小格局了，如果非要回答，那罗大佑当然喜欢崔健，崔健当然也喜欢罗大佑咯。”
同样的问题，记者抛给崔健，问他如何看罗大佑，崔健花费了十多分钟认真回答。他不吝赞美，“罗大佑的音乐曾经对中国摇滚和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，他影响了很多人，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，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。”
有一个故事曾在圈内流传。2008 年汶川地震后，北京摇滚音乐圈曾组织过一次赈灾义演。一位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后，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后压轴演出，否则不参演。崔健听了之后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同意了。
前段时间，崔健意外地出现在《中国好声音》的选秀节目决赛中，但这档节目的录制，崔健事先并不知情。
他只接到那英的一个电话，说有位年轻人很希望见见他。于是，他答应了，他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梁博，更不知道会跟着一架摄像机。开播前，《中国好声音》节目组就曾邀请他担任评委，他是第一人选，给出的条件也十分丰厚，但他拒绝了。
记者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状态，他引用了周国平的话来回答，“周国平说，一个没有社交能力的人，是能力上的缺陷，但一个没有孤独能力的人，是灵魂上的缺陷。一个人静的时候能够保证你思想的自我梳理，你会感觉自己像吸氧一样。”
# 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，但不愿重复自己
B：王朔曾经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我想、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，就听崔健的歌。对你来说，你的精神食粮是什么？
C：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话了。我觉得一切靠时间吧。在某一段时间里，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精神食粮。当你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，也会得到灵感。当你对一个东西有持续性关注的时候，也可能会得到灵感。
B:今天和罗大佑同台，他被称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之父，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？
C：我愿意说罗大佑对我的影响，因为他做音乐比我早。我听大佑的东西不多，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摇滚和乡村音乐结合，加上他用中文演唱，他的音乐中的朴实感，我之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中文歌曲。而且他给我和周围的人带来一种严肃的话题，人们愿意谈论他的歌词，讨论他的演唱方式。而且，他不做作，在严格的制作后面还有很多东西，就像鲍勃·迪伦一样，你永远会讨论他的音乐，但不会去讨论唱片的封面，谈论谁是制作人，而是关心他的音乐的意义。
B：在你看来，罗大佑的意义是什么？
C：现在，大陆还有很多人在说罗大佑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，我认为他是把歌曲从文学、旋律的组合上升到一个特别严肃和庄重的层面，他让流行音乐可以讨论历史、政治，甚至身世。他影响了很多人，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。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。也许我们说的北调，对罗大佑所谓的南腔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谈论的那些东西，探讨的自我，好像有一定的突破感，我们在大我中找到了小我。比如我在《一无所有》中谈论的我，就是小我。和“我是一个兵”，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里面的那个“我”是不一样的，当时我提出小我，在大陆引起很多人共鸣。但我相信在当时的香港或者台湾，这种概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他们已经在谈论自由了。这就是西方音乐里面的我，和大陆土生土长的那个我，碰撞了一个点。
B：摇滚乐是对流行音乐本身的反叛，还有对广泛的社会文化的抗议。
而摇滚要得到传播发挥它反叛的价值，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青年一代，要让他们有共鸣。就如同你的音乐，曾经让整个 80 年代的青年一代都有共鸣。那现在你怎样让年轻人有渠道接受到你的音乐？或者说怎么和他们去交流？
C：如果从时尚的角度来说，我没什么可以和现在的年轻人分享的。我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才可以和年轻人分享，但当我捕捉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没必要硬要去分享什么。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人采访一个艺术家，他说，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，但不愿意自己重复。我非常认同这点。
B：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崔健或崔健的音乐已经过时了，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年轻一代？
C：其实我发现年轻人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，比较冷漠。比如他开车在路上，旁边有辆车停下来，前面躺着一个人，他完全不关心发生了什么，那个人死了没有，他就直接开过去了。现在的年轻人选择比较多，本身没有什么渴望，对自己眼前的东西产生厌恶的时候，对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有一种期待和更新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，也许老的东西也会有新鲜感。现在有不少年轻人，我发现他们并没有从时间上去划分年代。当很多年轻人共同去听一个老的东西的时候，这个老的东西就变成时尚了。
B：提到时尚，你怎么看 Lady gaga 和鸟叔？
C：消费者无论选择 Lady gaga 还是鸟叔，都是消费者的权利，摇滚乐再怎么有内容有想法，但它不是政治音乐，不能强加于人，它是给人选择的。Lady gaga 的东西里视觉化和舞蹈化的东西比较多，而鸟叔就是一个舞蹈，他透着一股中年男人的坏劲，给人带来轻松的感觉。
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，Lady gaga 我看得不多，但她的造型可不是一个基本的流行路线，她还是很大胆的，传达的信息还是有突破的，引领时尚和跟随时尚是有本质的区别。跟随时尚是对现实的逃避。
B：你会担心和现在的年轻人失去交流的管道吗？
C：我们自己刻意去交流是没有用的。我知道做作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。我们始终在坚持表达自己的同时，并不是为了赶时髦。很多人批评我，说我唱 hip-hop 是为了赶时尚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我唱 hip-hop 时，时尚还没有出现呢。当时美国的 hip-hop 还是地下音乐呢。流行音乐像时装一样，可能在最开始没有被媒体重视，不能批量生产，观众在市面上看不到，他们会认为这东西失败了。我相信有很多东西，被时代忽略的那一刹那，变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我觉得并不太担心。因为演出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柱，所以我可以不断地在我的演出中推出这些音乐，这些没有被人们理解的音乐。
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电影，因为电影音乐是可以滞后的。《迷失的季节》就因为《黄金大劫案》重新又火起来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电影音乐可以保留一些东西，可在以后释放出来。
B：你觉得摇滚乐可以解决什么东西？
C：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生活在坏时代里，没有人有权利这么说。你只能说自己是个弱者，或者被时代打败了。有很多人想借我的嘴来证明他的观点，很多人觉得自己生不逢时，但人其实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在作品里，比如我创作《迷失的季节》，当我写完的时候，其实纠结和不满，都已经在作品里。
# 我不想要的名利，也不是名利
B：你有喜欢的艺术家吗？
C：我自己不太懂画，但绘画表现了强烈的时间和价值压缩。我可能没办法感受到绘画中的直观力量，我更喜欢电影传达的力量。张晓刚的画我当然喜欢，我的电影里也有张晓刚的画里想表达的情绪，那种伤痕美。我觉得表达伤痕是一个真正的态度。没有人说自己的价值是和历史成反比的，面对自己的伤痕和历史，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价值。
B：你觉得当代艺术的价值应该怎么评定？
C：我觉得当代艺术市场是有条件的，它的持续价值会逐渐被质疑。当代艺术品可能会很快贬值，真正能挤出来的有能量的东西还是很少。但这个也是遗憾，是时代的遗憾。中国有 13 亿人口，我们有价值的艺术品真正屈指可数，甚至没办法和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比。
B：这么多年从来不代言，没有站上所谓的主流大舞台，这种坚持其实很难，因为你会失去很多。比如主流带给你的机会，比如更多的名利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
C：我做过一些平衡，比如有的广告他们用我的歌，我的演唱会也会和赞助商合作，我并不是反对商业。你知道改变的话，会给他们很大的面子。比如谁谁从来不代言从来不做什么，但是后来做了，就是为了改变。但我把握平衡把握得很严格，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，就希望在创作上更完美一些，或者努力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多一些，让我自己内心好接受这个事情。
我并不是反对商家反对商业，我是在乎艺术家的主动性有多少。现在来说，最好的形式是演唱会。如果做代言的话，几乎都是被动的。当然我现在也发现，也有一些很好的广告，一点都不给艺术家丢份。我看滚石乐队给LV做广告，旁边放着一个大箱子，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。做广告是双方追求的价值在碰撞中的平衡吧，我到现在不愿意这样做，有些原因也是我对物质没什么追求。我不想通过这个赚钱。有人说，当钱只是存在账户里，钱不是钱，你花的钱才是真的钱，当你没有想法去花的时候，这个钱不是钱。我的物质欲望是很少的。很多人见我面，说我是唱歌的，是摇滚歌手，甚者说我是super star，他会以为你的生活方式也是那样的。我对自己的定义是我要好好创作，做音乐，我惧怕被别人关注。
B：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，改变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你的坚持，可能会失去一些主流的机会？
C：实际上威胁和诱惑在摇滚乐上体现的只是演出机会和曝光的机会，只有在这方面，我们才能和主流做交易。你要我去假唱，确实有效，但我不去，也只是失去了一些演出机会而已。但这些机会你仔细一想，也不是机会。因为你要是假唱一次得到的机会，剩下的一百个机会，起码有 50 个都会要求你假唱。我不想要的机会就不是机会，我不想要的名利，也不是名利。
资料来源：大麦摇滚
编辑整理：拨片网 饶可
人物
专访
关注
0